乡村振兴：经济全球化变局中的理性选择

封德平 黄文博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则进行了更深入部署。这些举措凸显了要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诉求，这在经济全球化变局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振兴，夯实农业，大国博弈的必然选择。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交流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各国的确立，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国际资本对全球剩余价值的狂热追逐下逐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的是国际分工的固化与世界范围的市场依赖，这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自然形成，发达国家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形成了所谓的“微笑曲线”。这意味着全球价值交换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能够获得极大的相对收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则在长期看似公平自由的贸易往来中越拉越大，在相当程度上最终导致“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而面对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日益崛起，利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手段尽量保持发达国家的既有利益格局则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至特朗普执政，美国对中国的压制变得日益蛮横，即使拜登上台，美国对中国“遏制”政策并未根本改变，“美国优先”的狭隘偏见亦从未扭转。而且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各地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全球体系面临巨大变数。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中国将发展建设的重心内移，改善自身产业结构，缓解中国对世界市场的过渡依赖，通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便是其中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1年中央一号文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作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充分体现了粮食安全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仓廪实，天下安，在世界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今天，实施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此乃大国博弈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提振内需，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涉及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以及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大变局的背景下，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广大农村战略纵深的农业大国，比较优势自然蕴含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举措之一是将工农和城乡关系背后的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农村适度倾斜，同时将国内先进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资源配置向农业农村合理倾斜，以此来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健康流动，这必然产生提振内需、协调产业、平衡城乡的效果。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十四五”规划对“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等做出了明确指示，这一政策对提升国内市场需求必然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也需认识到，为使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用之不竭的生命力，需要走社会化农业的道路，只有凝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乡村发展建设的行动中来，才能为农业的生产提供更为强大的社会保障力量，使社会各界在共享农业发展的收益同时能够共同承担起农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形成全面的优势互补以此来消弭个体经营的多种局限。社会化农业体现了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优势，也为形成不同社会群体的良性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农村新的发展格局需要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循环，解决好其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变局的当下，国内城乡、工农之间的良性循环尤为重要，这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将不只是基础设施与城市资本的“下乡”，同时也是教育、医疗等优势公共服务资源在乡村地区长期均衡发展，这必然使得内需的提升，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更长远的动力，有利于我国从容应对复杂的全球化大变局。

乡村振兴，民富村美，共同富裕的本质呈现。人民富裕、国力强劲是应对全球化大变局的最有力武器，乡村振兴是其中重要一环。乡村振兴是中国政府对广大农民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回馈与反哺，其本质上具有削减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反帝反霸和巩固民族独立解放成果的现实需求，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然而，高密度的资本聚集是城市化、工业化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中国自身的国家性质以及所处的历史阶段，都使中国无法像曾经的西方国家一样，以殖民掠夺等方式，完成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选择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聚集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源，这为新中国打造自身工业基础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城乡二元对立和“三农”问题加剧的结果。但不难看出新中国依靠农村剩余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以殖民转嫁危机，以剥削推动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质疑与超越。故当下建立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反哺性质，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性质和发展阶段使然。乡村建设行动中，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打造农业产业链和推进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其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强国富民的战略决心，还体现了其不忘初心、重视民生的政党本质，体现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从世界各国政府在农业方面的“不经济”投入与宏观收益的“慢周期”的表现看，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资本”性质。面对“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党和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为中国社会各界跳出“资本依赖”的怪圈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不但是中国面对全球复杂变局做出的理性抉择，更是中国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弱肉强食的老路，开拓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路的长远规划，为世界各国缓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