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广泛传播起来，为什么最终能成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翻开这本厚重的教科书才能明晰这段历史结论的脉络。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内生的主导思想的驱动。恩格斯曾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主导思想的形成，并不是某个时代伟人主观臆断和思想巨匠奇思妙想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一定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其产生、发展及成熟必然有着自身内在发展的规定性，遵循一般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主导思想随着在与其他思想博弈、竞争的进程中脱颖而出，逐渐泛化与系统化，最终形成完备体系和赢得主导地位，并在政治领域里上升为这个社会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融入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以及党的自觉构建。
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也一并推进着一定社会整个历史文化体系的发展。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三因子论”指出，一个文化体系由三个文化层次有机构成，即底层次是器物、中层次是制度和组织形式、高层次是精神和价值观。结合马克思主义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关照中国近代史，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脉络。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急时刻。此刻“救亡图存”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全过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无数能人志士纷纷提出了各种方案与付出了血与火的实践探索，谱出写了可歌可泣的“救亡图存三步曲”。
第一步曲，中国近代史在器物层面上“救亡图存”的探索。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迫使当朝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但这种反思的结果却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认为战败的根本原因只是武器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发起了洋务运动。一方面，在形式上实行“师夷长技以自强”，购买引进西方军火以及技术开办近代军工制造，力图在器物上与西方势均力敌；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却仍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导，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国策，在根本上并不触及现代制度与组织形式的变革，更未触及现代化国家应有的精神思想实质。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洋务运动确实获得在器物层面上的突飞猛进，甚至在部分器物上超过了当时的一些发达国家。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再一次惨败，让“救亡图存”的实践者们深刻地看到了在器物层面上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步曲，中国近代史在制度和组织形式层面上“救亡图存”的探索。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国开启了在制度和组织形式层面的生活反思。封建贵族和官僚集团发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践在现实中碰壁，残酷的现实告诉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枪炮舰船和西方列强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仍然会吃败仗，那么就一定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于是新的一轮“反思”序幕就此拉开。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此时的中国要奋发图强赶上西方列强，就要向英国和日本学习，采取君主立宪制，从国体和政体上实行改变。这种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和一部分激进贵族官僚的支持，开启了“戊戌变法”，但是不久就被清政府的保守派官僚集团镇压下去。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认为改变国体是实现富强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政体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侨认为要学习美国，主张从根本上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并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确实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然而，中国也并未由此走上迅速富强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但《凡尔赛和约》的结果再一次告诉了中国仍是落后国的现实，即“弱国无外交”，也告诉中国光有现代的器物和组织制度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更深层次的革命实践。
第三步曲，中国近代史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上“救亡图存”的探索。从认识到现代器物的作用，到认识器物在什么组织制度框架下发挥作用，再到不仅要有现代组织制度形式，还要有现代思想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即现代的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一个渐进的认识转变过程，也是实践逐渐深化的过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上“救亡图存”必须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学界广泛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思想成为一种风尚。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尚处于萌芽状态，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并非只是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安排的“独角戏”，各种西方的主义与社会思潮也打起“民主”“科学”的大纛，涌进“先进文化”的行列。有学者指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伯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和选择的机会。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力主直接照搬西方的器物范本、制度和组织规范以及价值准绳；另一派则主张学习苏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主义运动很快成为全国范围内社会政治运动。循序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中国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是饱受列强侵略的中国社会心理存在普遍的反西方情节，再加之30年代的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二是中国在近代史中所饱受的屈辱，使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中存在的不满大多是针对西方列强，希望得到国际公平对待的渴望强烈，而俄国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取消了许多对中国立下的不平等条约，因而使中国社会对俄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好感。之后形成的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成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这在当时又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强国方案；三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儒家文化本身就蕴含“天下大同”的思想愿景，这一愿景又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天然的文化默契，因而传统文化端口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埋下了接入的历史端口。
习近平指出：“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总之，历史在各种理论思想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其他主义所无法超越的，而且还是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过与其他主义展开激烈斗争证明了自身的先进性的结果，实现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历史在实践中也证明了理论，无论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都以彻底的失败证明了自身无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无法成为拯救中国的指导思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成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满足了中国的需要程度，特别是达到了满足中国人民需要的程度。归根到底，历史的选择本质上是人民的选择，是执政合法性资源之一的意识形态资源与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结果。毛泽东曾对意识形态资源合法化功能作出高度浓缩的概括，“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最终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关键还是满足了人民主观意愿。
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满足了当时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观愿望。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短短数年便星火燎原。广大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密不可分的，其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立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带领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五四运动中，那些纷繁的、在形式逻辑上具有自洽性的主义与思潮，对于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围绕这些不同的主义与思潮，无数能人志士进行了救亡图存的试验与探索，但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事实面前，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才逐渐接受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对中国人民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所描绘了一幅没有贫穷、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且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美好未来。这样美好图景，对于长期饱受战乱与欺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劳苦大众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来日合法性”；二是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富强的迫切政治心理。苏联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西方列强落后的情况下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当时的落后面貌与其极为相似，但苏联不仅打赢了“卫国战争”，而且还于1928年至1937年间仅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初步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军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这对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势能和示范效应，向中国人民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落后国家快速崛起的可能性，也为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价值性的证明，进而推动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离不开党的自觉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建构满足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历史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原则概况，理论逻辑是理论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而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辩证地统一，即是对时代问题进行现实解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在体”，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思想必然是实践主体进行自觉建构的结果。毛泽东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屈辱。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这个梦的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内容上却是客观的，其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的客观要求。那么，实现这个客观要求，就必须通过实践构建。一方面，要推动先进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为人民所掌握，为圆梦提供精神支撑；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保障圆梦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现实，从而反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其一，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工作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工作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事业，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显学。即使是在十分艰难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始终没有停止，且不断壮大。不仅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运用，形成了崭新的革命文化，而且在国统区和日伪占领区马克思主义真理也以各种形式得以传播，给黑暗的旧中国带来了曙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十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教育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扫盲”识字运动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收到良好效果；大力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国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之中，加强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大力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大力推进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进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人民，从而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党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从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高校教材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等，取得了丰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建设工作，提出了“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全面加强党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文艺、新媒体等领域的领导。在继续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同时，大力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曾一度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淡化、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实现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根本性的好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思想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一要求，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思想文化建设的辉煌历史、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总结好，把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完善化、科学化、定型化，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二，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构建与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是有限的，其合法性功能的发挥程度与其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呈正比，即“来日合法性”与实践成果的辩证统一体现意识形态的自洽性程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为中国人民对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而意识形态所描绘的愿景，激发出的人民的激情要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来保障和维持。中国共产党不能仅限于口号的宣传，还必须让广大人民得到发展成果普惠与实实在在的利益，广大人民才会乐意把自己的才能和力量献给国家，并使个人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习近平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的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说话，要由人民来裁判。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而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对应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每一步历史践履，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新中国的成立表现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主客观要求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现的是实现了“富起来”的主客观要求的统一，而在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努力实现“强起来”的主客观要求的统一。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在到“强起来”的实践正是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意识形态的价值性的一面，对于任何实践主体而言，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只有与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才是正确的。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表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治国理政过程中始终将意识形态主张与实际行动，即“知与行”辩证统一起来，并通过实践这一最具说服力的验证，极大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征，从而持续不断地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知行统一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也昭示着我们党只有保持政治定力，初心不改，永葆本色，不改张易帜，不走邪路歪路，那么人民就不会改变选择。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指出，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只有明晰马克思主义之理，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才能看清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人民的选择的发展脉络，才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继而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才能做到守正创新，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从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增进“四个自信”，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